獨孤信多面體印研究新視角
2023年5月9日
图一 独孤信多面体煤精印
摘要：独孤信多面体煤精印1981年出土于陕西旬阳县城东门外，后入藏陕西历史博物馆。本文从对独孤信印文物本体设计思路的深入研究入手，结合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对其印文规制来源、制作时代、印章性质等重要问题提出新的看法。我们认为独孤信印的印文规制来源于东晋南朝时期流行的六面体印，与独孤信生平居南梁三年的经历有关，是独孤信主动吸收汉族士大夫文化的成果。整个印章由独孤信于生前最后三年间亲自精心设计完成，体现了他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下的艰难选择和对元魏政权的支持，是一份贞良自证的政治“自白书”。印章最终并未随葬于自己的墓葬中，而是由家人子女保存，大约于中唐以前意外失落于旬阳。
关键词：独孤信 独孤信印 六面体印 设计 西魏 北周
独孤信多面体煤精印（以下简称独孤信印）1981年11月出土于旬阳县城东门外，后入藏陕西历史博物馆（图一）。由于这枚印章并非出自独孤信墓中[1]，也没有更多的同出器物信息，因此学术界对这枚印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印章的断代、作用分析、艺术价值判断等方面。笔者将通过对独孤信印文物本体的深入研究入手，结合有关文献与考古发现两方面的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对独孤信印的印文规制来源、设计理念、印章性质及治印时间等问题做一探讨，并通过对文物设计理念的研究穿透时代了解这位身处乱世却终生奉行信义的历史人物的处境与心声。
一、已有研究成果梳理
独孤信印自发现以来，相关研究不多，主要包括张沛执笔的《旬阳出土的独孤信多面体煤精组印》[2]，王翰章编著《陕西出土历代玺印选编》[3]及叶其峰《汉魏晋南北朝官印殉葬制度与殉葬印》[4]。上述研究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独孤信印的真伪及时代。在这两个问题上，各方研究结论非常统一，从印文包含的官职、印文中异体字的使用等信息看，独孤信印确为真品，并非后世伪作。而且由于其印文中涉及的官职“大司马”“大都督”“刺史”“柱国”均为独孤信西魏时期的官职，而北周初年“迁太保、大宗伯，封卫国公”并未出现于印章之上，因此将独孤信印的时代定于西魏，具体而言即西魏大统十四年（公元548）独孤信进位柱国大将军之后，至北周孝闵帝元年（557）的十年间。
2.独孤信印的用途。对于这一问题，则有“实用印”与“殉葬印”两种不同看法，张沛认为独孤信印为实用印，他认为“按照当时的礼制，象独孤信那样的公卿大臣，一定给颁有“金章龟纽”印的。但那作为权力的象征，是不便经常动用的。于是对于一个从年轻时就“好自修饰，服章有殊于众”的独孤信来说，随着官高位显，案牍纷繁，于戎马倥偬之中，把所任各种官职的印文连同常用的一些印文集于一印，制此组印，随身佩用……”[5]王翰章先生也持此观点，认为其为“研究当时官印文书极为珍贵的资料”[6]。
叶其峰先生则从对当时官印制度研究的角度指出独孤信印为“殉葬印”，他认为“（独孤信印）印文为楷书，而当时实用官印之文字为篆书，书体不同，格调不类，是不可用这样的印章代替实用官印行使权力的。[7]”因此，独孤信印上虽然有带有官职名称的印文，但其性质应为“殉葬印”。叶先生的观点发人深省，从印章发展史的角度根据印文书体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更科学可靠。
3.独孤信印印文的风格与内容。这方面主要以王翰章和张沛的观点为主，即印章上全部十四个印文均“系楷书阴文，书法雅致，健劲挺拔，有浓厚的魏书风格。[8]”印文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三个类型，即“行文用印”，六面，包括“大都督印”“刺史之印”“大司马印”“柱国之印”和“令”“密”二印。“上书用印”，四面，包括“臣信上疏”“臣信上章”“臣信上表”和“臣信启事”。“书信用印”，四面，包括“独孤信白书”“信白笺”“信启事”和“耶敕”[9]。
二、独孤信印的制作理念来源
印章是我国传统的“征信器具”[10]，不同历史时期的印章从材质、印文、书体等方面均有各自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独孤信印最大的特点是以煤精制作成近球形的八棱二十六面体，更为准确的称呼是“四十八等边半正多面体”[11]，其中正方形面十八个，三角形面八个，印文只刻于正方形面上，共计十四个面，合计四十七字。而且这十四个面上的印文包括了公文用印、上书用印和书简用印三种[12]。既往在研究中，学者多强调其独特性，但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样一枚独特的印章，它的设计理念从何而来？这里的理念来源主要指两个方面，一个是印文规制来源，另一个则是印的形制来源。
（一）印文规制来源
要理解独孤信印的设计理念来源，我们必须回到考古发现的印章发展史中去考察。而这种考察主要就是找寻多面体印的发展线索。
图二 战国“千秋万世昌”五面印
印章起源于商周之际，多为单面印，其结构通常由撰写有印文用于拓印的印面与不撰写印文用以持拿的印纽两部分组成。至战国时期，多面印开始出现，不但有双面印，更有多至五个面的，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战国“千秋万世昌”五面印就是一个典型[13]（图二）。但这一时期的多面印还比较少，而且印文并没有形成固定的规制，因此只能说是多面体印的初创时期。真正让多面体印获得巨大发展的则是东晋南朝时期六面印的出现。
图三 六面印结构示意图，采自朱棒《东晋南北朝六面印研究》第7页
根据学者的研究，目前考古发现及各类图录文献著录、公私博物馆收藏的六面印多达100余面，这类印基本出土于东晋和南朝时代的统治范围内，材质以铜质为主，印纽以柱状纽为主，个别为倒梯形，横截面呈方形或长方形，印文多为悬针篆，印底、印顶和四面印墙上都刻有文字或图像（图三）。而且六面体印的印文规制明显，印文内容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与印主人相关，包括姓名、字表、职官身份等内容；一类为文书用语，如“白记”“白事”“白笺”“言疏”“检窃”等等[14]。而且这两类印文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后者往往与前者连用，如“颜綝白事”[15]（图四），既有人名也有文书用语。而且作为文书用印，“每一面都有特定的使用规范，包涵了上对下，下对上，也有平辈之间使用的功能[16]”当我们将这一规制与独孤信印进行比对即可发现，独孤信印的印文中“大都督印”等4面为第一类官职印，剩余10面的印文内容为第二类文书用印。也就是说，独孤信印的印文规制的来源就是东晋至南朝时期曾广泛流行于南方地区的六面体印。
图四 “颜綝”六面铜印，1958年南京老虎山东晋颜綝墓出土，南京博物馆藏，六面印文分别是：颜綝、颜文和、臣綝、臣綝白事、臣綝白牋、白记[17]
纵观现存一百余方六面体印，出土于秦岭淮河以北的北朝统治区的仅有一面[18]，这已经充分说明这种印文体式是南方汉族士大夫群体的爱好，那么独孤信作为北魏至西魏时期自武川镇起家的鲜卑贵族，为何会使用这种体式作为自己的印信设计来源呢？个中缘由还需在独孤信的个人经历中找寻线索。
根据《周书·独孤信传》记载，独孤信本名如愿，祖上为鲜卑三十六部之伏留屯部的部落大人，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和平年间（460~465）镇武川（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西北）遂定居于此。魏孝明帝元诩正光年末间（520~525）包括武川镇在内的北魏六镇起义，独孤信为避乱迁居中山。不久他加入葛荣的义军开始了戎马生涯，葛荣败亡后，他先后追随尔朱荣、贺拔胜等将领，逐步成长为北魏的骁勇名将。北魏惠哀帝元晔建明元年（530）独孤信出任荆州新野镇将，后升任荆州城防大都督、南乡守等职[19]。北魏孝武帝元修永熙三年（534），迫于权臣高欢压力，元修西迁长安，北魏正式分裂为东魏与西魏，独孤信毅然放弃身处洛阳的父母妻子，匹马追随孝武帝，受到了孝武帝及西魏皇室的高度肯定。孝武帝曾感慨地对独孤信说“武卫遂能辞父母，捐妻子，远来从我。世乱识忠良，岂虚言哉! ”[20]
不久独孤信奉命成功收复荆州，官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然而，东魏马上起大军进攻荆州。由于缺乏援兵寡不敌众，再加上后路被断，独孤信遂与杨忠等将领投避南梁，在南梁居住三年之久（西魏大统元年至三年535—537）。虽然投降南梁，但独孤信等人始终不忘西魏，经过多次上书，梁武帝终于同意放其北归。史书记载当时梁武帝还曾专门询问独孤信，是回到父母妻子所在的东魏还是自己之前效忠的西魏，独孤信“答以事君无二”，毅然要返回西魏，梁武帝感慨他深明大义，临别还赠送他许多礼物[21]。
独孤信客居南梁三年期间的作为，史书没有记载，但是从其印章借鉴当时南朝士大夫多面体印的习惯看，他在南梁一定与当时的南朝士族有不少接触，不但有机会，而且是主动地学习接受了南朝的一些士大夫风俗与习惯。当然，北朝历史上投降南朝然后又复归北朝的人并非只有独孤信一人，贺拔胜、杨忠、宇文虬等人也有类似的经历，但是目前并没有发现他们使用南朝此类印章的情况，这或许更能显出独孤信其人性格中的特殊性，他比许多北朝将领表现出了更多对汉族传统儒家文化及士大夫文化的学习与认同，体现出了更为强烈的忠义思想。虽然曾先后追随葛荣、尔朱荣等人，但总体来说，他始终以北魏皇室为效忠对象，在东、西魏分裂之时，他捐弃妻子匹马追随孝武帝，投梁三年后又最终复归西魏这些都是明证。另外，独孤信在教化民众治理地方上也带有明显的儒家文化特色，大统六年（540）独孤信任秦州刺史，期间“示以礼教，劝以耕桑，数年之中，公私富实。流民愿附者数万家。太祖以其信著遐迩，故赐名为信”[22]。这种为官之道，正是其接受、学习与实践儒家文化的重要体现。当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反观这枚印章所采用的南朝士大夫式的印文规制，不能不得出是他在客居南梁期间主动吸收与借鉴而来的结论。
（二）形制来源
前述分析已经阐明，独孤信印独特的印文规制来自于对南梁士大夫六面体印的借鉴，那么其独特的二十六面体形制又如何而来呢，研究者们早已注意到了其与古代流行的骰子之间的关系。李零先生在《说骰——从满城汉墓出土的酒骰和“宫中行乐钱”说起》一文中以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银嵌宝铜酒骰（图五）为出发点，梳理了国内外公私收藏的5件二十六面体骰子，材质有铜质也有木质，时代集中在汉代，用途有用于行酒令的酒骰与用于博戏的博茕两种，在文中，作为比较，也专门提到了独孤信印[23]。从造型上来说，独孤信印与李零先生文中的几枚骰子造型是有高度一致的，虽然其间时代有差距，但是类似多面体造型的骰子、博茕用具、珠饰[24]、权杖头[25]都曾长期存在过。这充分说明当时的工匠对这种造型并不陌生。
图五 满城汉墓出土错金银嵌宝铜酒骰，采自《万变》第454页
当然，在形制这方面，除了造型的来源外，更重要的是选择这种造型的缘由。独孤信最终选择了南朝流行的印文规制，却没有选择它的载体六面体印，也没有选择14面体，而是选择了更为复杂的26面体，这背后的原因正是“细读”文物本体的关键所在。
三、细读独孤信印的再发现
由于独孤信印具有多面体的复杂物理结构，且常年在展厅中展出，研究者难以上手对其进行观察，因此，开展研究主要依赖对印文拓片的阅读。而正是印文拓片的展示方式遮蔽了许多值得注意的细节。传统的印文拓片展示方式以1990年的《陕西出土历代玺印选编》奠定了其基本展示方式（图六），即以展开的方式展示了独孤信印18个正方形的面（包括14个有印文的面与4个空白面）。1999年出版的《中国玺印篆刻全集》一书基本沿用了这一方式[26]，自此，这种展示方式成为了人们认识独孤信印的固定模式。那么这种展示方式如何呢，我们还是以《陕西出土历代玺印选编》拓片来解读，从图中可以看到，整个拓片以“大司马印”居中，形成一纵四横的排列方式，其中最主要的是有印文的一纵两横。一纵以“臣信上疏”启首，至“柱国之印”结束，为下面研究方便，我们称之为A轴。两横中下一横为五个印文，分别是“独孤信白书”“令”“大司马印”“密”和“信白牋”，我们称之为B轴。上一横共三个印文，分别是“信启事”“臣信上表”和“耶敕”，可以称之为C轴。由于很难通过平面印文还原整个印章中各印文的空间关系，仅从拓片看，似乎印文的排布彼此并没有明显关系。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B轴可以发现，这种拓片组合展示的方式存在问题，B轴中间三个印文的刻字方向与左右两侧的两个明显不同，左右两个印文即“独孤信白书”和“信白牋”在拓片中呈现出了横置的情况。这种情况提示我们，这两个印文，在印章设计者的规划里，并不是按照B轴的文字顺序进行设计的。
图六 独孤信印拓片书影，采自《陕西出土历代玺印选编》第15页
图七 重新整理后的独孤信印文排序，印文恢复为反书
笔者经过仔细观察后发现，这两个印文的正确位置应位于C轴的“信启事”和“耶敕”两侧（图七）。通过重组之后可以看出，C轴上“独孤信白书”“信启事”“耶敕”和“信白牋”这四个书信用印应处于同一轴线上（图六中蓝色的部分），其字体刻画方向是一致的。
此外，如果我们以“大司马印”为启首，将A轴与B轴展开就可以发现，原来看似没有规律的十面公文印其内在的设计逻辑清晰可见（图八）。以“大司马印”启首，前四个为官职印，后四个为上书用印，最后“密”“令”两个特殊公文印在“大司马印”两侧。构成了一个以“大司马印”为中心的完整逻辑（图一）。
图八 重排后的独孤信印中的公文用印和上书用印
自“大司马印”起“大都督”“刺史”和“柱国”四个印均为官职印，其中“柱国”是基础。“柱国”即“柱国大将军”的简称，西魏时期以宇文护为代表的西魏实权派进行兵制改革，确立了府兵制的军队构成。与此同时，为了在政治上与各实力派相互平衡，在西魏大统十六年（550）左右逐步建立了以“柱国将军”和“大将军”为领兵体系的八柱国体系。大统十六年前后，宇文泰分别授予广陵王元欣、独孤信、李弼、赵贵、于谨、李虎和侯莫陈崇七个人柱国大将军称号，而且除元欣外，每个人都加“使持节”和“大都督”称号，这七人与柱国将军宇文泰共同构成了八柱国。但是其中宇文泰身份尊贵超越其他人，元欣是皇族并不直接参与军事活动，因此实际上剩余的六人就以柱国身份成为了统领军队的最高统帅。当然，具有柱国官衔并不一定何时都要领兵，但是一旦遇到较大的战争，只有柱国可以作为行军元帅，受中央点派统领大军[27]。因此，独孤信的四个官职印章中，“柱国”是其军事领导权的基础，而“大都督”是“柱国”加衔，两者相辅相成。此外，与其它柱国不同的是，独孤信不仅军旅功勋卓著，而且擅长文治，自大统三年（537）回归西魏后不久就任荆州刺史，大统六年（540）又转任陇右十州大都督、秦州刺史，而且据独孤信墓志记载，他最后还曾任雍州刺史[28]，可见独孤信一直担任有主管地方民政的刺史一职，因此刺史职官出现在印章中也非常合理。最后，还有“大司马”。“大司马”最初为西周时期天子的执政三官之一，主要掌管军事。西魏、北周时期，大司马与大将军合称“二大”，均为加官，一品，常典军事，地位尊崇。[29]根据史料，独孤信曾两次拜“大司马”，一次是大统十二年（546）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叛乱，独孤信受命帅军平叛，擒宇文仲和，俘虏六千户送于长安，拜大司马。第二次是大统十六年（550）齐文襄帝暴亡，高欢次子高洋即位，并废东魏为齐。宇文泰乘机率西魏众军东征。独孤信帅陇右数万人作为后援亦随军东征。回军后，独孤信累功迁尚书令，拜大司马[30]。前4面官职印体现的是使用者的身份与功业，而其后的4枚上书印则一面是沿用了其文体规制来源的六面体印所习用的规范，另一方面体现的则是使用者对统治者的尊重。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还原独孤信印的设计与制作顺序，整个印章以“大司马印”为基点，首先依次完成A轴四面官职印及四面上书用印的篆刻，然后在B轴“大司马印”两侧的完成“密”“令”两枚特殊公文印的篆刻，最后在C轴“臣信上表”的两侧完成四面书信用印的篆刻，每一轴线上的印章都与轴线中心印章的文字方向保持一致。这样的安排显然是经过提前的精心设计，而非临时随意完成的。其背后即体现了来自南朝的印文规制，又体现了制作者的特殊需要，独孤信独特的身份和众多官职，如果沿用六面体印则印面数量不足以展示，如果用14面体，则每个面无法做出正方形，不便于刻治印文。用26面体中的方形印面，即便于刻治印文，又能囊括所有印文，还留有余地。这样的选择与设计之用心实在是令人叫绝。
四、再谈独孤信印的用途与治印时间
关于独孤信印的用途与治印时间其实是高度相关联的两个问题。从之前学者的研究看，关于该印的作用与制作时间，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
1、印为实用印，制作时间为“西魏大统十四年（公元548）独孤信进位柱国大将军之后，至北周孝闵帝元年（557）的十年间”。这种观点以王翰章先生为代表，前文已述，对于实用官印这种看法，目前已非主流学术观点。
2、印为赏玩印。这种观点以于璐先生的著作为代表[31]，制作时间于先生并未谈及，但从文章看，应与王翰章先生的观点一致，即在进位柱国将军后至被逼自尽前。
3、印为随葬印，治印时间为独孤信死后。以叶其峰、周晓陆[32]和朱棒三位先生为代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棒先生通过对六面体印的研究指出，“六面印是一种专门随葬的殉葬印，而非实用印。墓葬中随葬六面印，起到誌墓和供死者封印冥界文书的作用。”并由此分析独孤信印认为“到了北朝晚期，白文官印应当已经被朱文官印所替代。而另一方面，由于白文印更为容易制作，并且更加符合传统葬制，随葬印仍然采取白文的表现方式。综合印文内容和印文表现形式，这枚“独孤信”多面印显然是殉葬印无疑，其制作年代，当在独孤信被赐死之后”[33]。
笔者赞同六面体印主要作为随葬印的观点，但对于独孤信印，笔者以为应当综合考虑墓葬因素进行分析。独孤信墓经过了科学的考古发掘，从公布的资料看，该墓未经盗掘，墓志铭刻为“周故柱国大将军雍州刺史河内戾公墓志”，墓中稀少的随葬品与简单的墓志显然与其因身涉“谋逆”之罪被迫自杀，故而丧葬从简的情况密切相关。西魏恭帝三年（556年），拓跋廓被迫禅位于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宇文觉即位，建立北周，是为孝闵帝，不久即发生了赵贵谋逆案“（贵）乃与信谋杀护。及期，贵欲发，信止之。寻为开府宇文盛所告，被诛。”“赵贵诛后，信以同谋坐免。居无几，晋公护又欲杀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显其罪，逼令自尽于家。”[34]根据墓志记载，独孤信死于孝闵帝元年三月己酉日[35]，此时据魏、周鼎革刚三个月。而且独孤信被逼自尽后，家人被迫迁往蜀地[36]，由此可见他的家人是处于北周官府的严密监视下，他的葬礼与墓穴营建应该也是在官府的严密控制下完成的。处此情况下，以戴罪之身制作这样的印章作为随葬，可能性并不大。更何况从最终结果看，这枚印章也并没有出现在墓葬中，那么所谓随葬印也就更加无从谈起。笔者以为，这枚印章更像是一份“自白书”。通过上面对独孤信印的设计分析可以发现，它并非“没有”北周时期的官职，而是专门不刻。如果这面印制作于西魏，印章上剩余的四个空白的印面完全可以加刻其在北周最后获封的“太保、大宗伯、卫国公”等官职，然而独孤信并没有加刻，这或许是因为到了北周时期，由于独孤信支持西魏皇室的态度，导致其所处的政治处境恶化，因此独孤信不愿在最后的空白面上加刻北周给自己的官职；而如果印治成于北周时期，那么不刻北周官职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用此印自明其永为魏臣，不受周禄之心迹。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以为，这枚印章肯定刻于独孤信生前，具体而言以西魏废帝三年（554年）宇文泰杀废帝改立恭帝至北周孝闵帝元年（557）赵贵被杀之前的三年间可能性最大。独孤信刻治此印最初或许有待自己百年后随葬于九泉之下的打算，但最终由于突然的政治变故，无法随葬。
五、关于独孤信印出于旬阳的推测
独孤信印最终没有随葬其墓中，应是由其家人随身携带了。那么，印章最后是何人于何时失落在旬阳的呢？笔者以为，独孤信印很可能在中唐以前就已经失落在了旬阳。独孤信印何以出现在旬阳的原因大概率还得从其家人的身上找寻线索。独孤信共有八子、七女[37]，详考目前已知其子女及后辈生平及仕宦经历，均无直接与旬阳有关的。但能看出独孤家族与汉中及巴蜀地区的关系极为密切。
独孤信自尽后，家人被流放蜀地，在独孤信的子女中，四子独孤藏在北周武帝天和五年（570）时入谯王宇文俭幕府，当时宇文俭作牧蜀地“以公治大都督，出为隆山太守（即今四川彭山）”。隋文帝开皇年间，独孤家族以外戚身份重新复苏，独孤信三子独孤穆获封金泉县公（治所在今四川成都金堂县），独孤信长子独孤罗，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食益州阳安县（今四川简阳）封一千户。除独孤信子女外，在其子女后代中，仅就目前所见资料可知，还有独孤信二子独孤善孙女独孤大惠[38]，其夫万俟府君任利州刺史（今四川广元）。独孤信第六子独孤陀的四世孙独孤炫，曾牧巴州（今四川巴中），最终任汉州刺史（今四川广汉）[39]。独孤信第四子独孤藏的五世孙独孤昱，曾任汉州洛县主簿[40]。独孤藏四世孙独孤挺，天宝二年（743）曾任洋川郡太守（今陕西洋县），后任阆中郡太守（今四川阆中）[41]。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独孤信家族后代有不少在汉中及巴蜀地区仕宦的经历，在其仕宦过程中，旬阳作为汉江上的重要驿站，或许是其后代在此遗失了这枚印章。
综合前述，我们可以说，通过对独孤信印设计理念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独孤信以自己在南朝时所见六面体印的印文规制为蓝本，用自己在西魏时期获得的最高官职“大司马”为印的起点，设计了这枚多面体印，并最终不刻任何北周给予的官职，其设计思路是清晰的，目的也是明确的，即以一种隐晦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这一发现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了独孤信在魏、周鼎革之际面临的复杂形势与内心的选择。
注释
[1] 独孤信墓于1953年发现于咸阳市底张湾，由西北工程地区文物清理工作队清理发掘，发掘编号为咸·底（机）工地M18，考古资料一直未见发表，直到2015年。发掘资料见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编著，姜宝莲主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陕西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研究（下）[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74~77.独孤信墓志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
[2] 张沛.旬阳出土的独孤信多面体煤精组印[J].文博,1985(02):95-96.
[3] 王翰章编著.陕西出土历代玺印选编[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88~89.
[4] 叶其峰.汉魏晋南北朝官印殉葬制度与殉葬印.收入王人聪，叶其峰.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0:143~144.
[5] 同［2］。
[6] 同［3］。
[7] 同［4］。
[8] 同［3］。
[9] 同［2］。
[10] 马承源.序.收入中国玺印篆刻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玺印篆刻全集（卷1）[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188.
[11] 刘钝.独孤信印与秦汉酒骰的几何学[J].数学文化,2018(01):63.
[12] 冀东山主编.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玉杂器卷）[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162.
[13] 罗福颐主编.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38.编号211.
[14] 朱棒. 东晋南北朝六面印研究[D].南京大学,2016.
[15] 1958年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老虎山颜氏家族墓M2出土，详见：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老虎山晋墓[J].考古,1959(06):288-295+327.
[16] 邓雁,费小路.马鞍山市马钢二钢厂东晋谢沈家族墓群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2(01):31-39+134-136.
[17] 南京市博物馆.六朝风采[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77.
[18] 即煤精六面体“王猛印”，私人藏品，据传1999年出土于华山王猛台，六面印文分别为“臣猛”“王猛”“王猛白笺”“王猛言事”“王猛白事”“印完”。但也有学者认为该印印文并非“王猛”而是“玉猛”。相关研究参见梁小平.王猛煤精组印鉴析[J].文博,2009(05):67-69.蔡副全.“王猛煤精组印”释文辨——兼与梁小平先生商榷[J].甘肃高师学报,2012,17(03):63-65.
[19] 周书卷十六:独孤信传[M]//令狐德棻，等撰.周书: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1:263~267.
[20] 北史卷六十一:独孤信传[M]//李延寿撰.北史: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2168.
[21] 同［19］
[22] 同［19］
[23] 该文收入李零.万变：李零考古艺术史文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455~463.
[24] 唐代多面体玉珠，同［11］。
[25] 辽代多面体玉骨朵，参见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91页.
[26] 中国玺印篆刻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玺印篆刻全集（下）[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188.
[27] 贡凤娟. 柱国系统和西魏政治[D].华东师范大学,2005.
[28] 于璐编著.独孤信墓志[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20:5.
[29] 吕宗力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修订版）[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5:35.
[30] 同［19］
[31] 同［28］
[32] 周晓陆主编.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2010:20.
[33] 同［12］
[34] 同［19］
[35] 同［28］
[36] 隋书卷四十一:高颖传[M]//魏征，等撰.隋书: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3:1179.“父宾，背齐归周，大司马独孤信引为僚佐，赐姓独孤氏。及信被诛，妻子迁蜀。文献皇后以宾父之故吏，每往来其家。”
[37] 北史卷六十一:独孤信传[M]//李延寿撰.北史：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2170.独孤信传载，独孤信长子罗，与信父母妻在信单骑追随孝武帝西入关中后一直被北齐高氏囚禁。信入关中后，取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女六人，子六人为：善、穆、藏、顺、陁（陀）、整，女六人，其中史籍记载的是长女嫁北周明帝宇文毓皇后，谥号明敬皇后。四女独孤氏，嫁李昺，唐高祖李渊之母，追封元贞皇后。崔氏生隋文献皇后独孤伽罗。则独孤信有子七人、女七人。但具《元和姓篡》及独孤信四世孙独孤炫墓志记载，独孤信共有8子，分别为：罗、善、穆、藏、顺、陁（陀）、宗、整。此处从其说。
[38] 陈财经,杨芝昉.咸阳新出土唐独孤大惠与独孤挺墓志考略[J].碑林集刊,2009(00):137-146.独孤大惠高宗显庆二年（657）卒于长安，春秋六十四，则其出生于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
[39]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461.独孤炫，生于唐高宗乾封元年（666），死于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
[40] 王书钦.从唐独孤昱墓志看北朝隋唐独孤部史事[J].碑林集刊,2008(00):34-69.独孤昱开元十六年（728）卒于京兆，春秋五十八，则其生于高宗咸亨元年（670）。
[41] 同［41］。独孤挺卒于天宝十三年（754），春秋六十七，则其生于武后垂拱三年（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