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古文之研究
2023年8月23日
轉載自近四十年古文之研究。
邱龙升
台州学院人文学院
（本文原载《中国文字学报》第13辑）
提要：本文所论“古文”属狭义之传抄古文，是指以《说文》古文为主，包括石经古文、《汗简》《古文四声韵》古文等历代辗转传写而保留下来的古文字资料。近四十年来古文研究在《说文》古文、石经古文、《汗简》《古文四声韵》古文、其他传抄古文以及隶定古文等领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材料不断丰富，研究内容不断深入，为汉字研究提供了新的语料，也有力地推动着古文研究朝着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
关键词：近四十年；古文；字书
文字学上的古文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古文相当于我们一般所说的古文字，是指相对于隶楷等今文字而言、产生于隶变以前的古代文字，包括小篆和小篆以前的所有汉字；狭义的古文是指以《说文》古文为主，包括石经古文、《汗简》《古文四声韵》古文等历代辗转传写而保留下来的古文字资料，人们习惯称这批古文字资料为传抄古文或传世古文。本文所论古文属狭义之传抄古文。
就传写方式的不同，传抄古文大致可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传写时保留着古文字结构和线条的原形古文，就是古文形体和早期古文字是一致的，没有区别。由于小篆保留了古文字的结构和线条，所以人们常把这类古文称为篆体古文。原形古文主要保存在《说文》、三体石经、《汗简》《古文四声韵》《集篆古文韵海》《订正六书通》等古文字书，以及一些碑刻材料（如碧落碑）中；一种是传写时用隶书或楷书笔法转写古文字形而生成的隶定古文，就是在保留古文字结构的同时使用隶书或楷书笔画。隶定古文主要散存在以《玉篇》《广韵》为代表的后世楷体字书和韵书，如《原本玉篇残卷》《宋本玉篇》《一切经音义》（玄应、慧琳）《篆隶万象名义》《龙龛手镜》《类篇》《四声篇海》《字汇》《正字通》《字汇补》《康熙字典》等字书系，以及《刊谬补缺切韵》《宋本广韵》《集韵》《五音集韵》等韵书系。此外，先秦两汉的典籍注疏中也保留了一定数量的隶定古文。
古文自汉代问世以来，就一直受到世人关注，研究历史源远流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地下战国文字材料的不断出土，人们将各种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和传抄古文进行互证研究，在文字考释和理论阐发上均有创获，成绩斐然。兹依研究对象和内容划分，将近四十年时人对传抄古文之研究概况述略如下，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一、《说文》古文之研究
《说文》古文是传抄古文的大宗，也是出现最早、研究时间最长的传抄古文材料。张学城通过梳理传统文字学的发展历程，将《说文》古文的研究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文字学时期，大致从《说文》问世一直持续至有清一代。这一时期古文研究一直没有跳出许慎的范畴，唐代的李阳冰、二徐（徐铉、徐锴）贡献较大，清代学者以《说文》四大家为最，其中王筠能有意识地运用金文研究古文，成就在段玉裁、桂馥、朱骏声之上。第二阶段是科学古文字时期，大致从清末民初至20世纪40年代。从清末民初吴大澄、王国维先后提出孔壁书古文“疑为周末七国所作”“周秦间东土之文字”开始，古文研究进入了和出土古文字材料相互印证的科学研究阶段，以王国维贡献尤最。王氏之后，胡小石《说文古文考》(1927)、舒连景《说文古文疏证》(1935)及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1934-1940年间发表《金陵学报》)都是利用当时的古文字材料疏证《说文》古文，代表当时古文研究的最高水平。第三阶段是全面拓展时期，20世纪50年代以后战国文字研究入了全面发展期，这也直接推动了《说文》古文研究的深入。［1］特别是近四十年来《说文》古文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新论叠出，一是充分运用新出土古文字材料，尤其是战国文字来考释和疏证古文；二是对《说文》古文的展开全方位的综合研究，涉及古文的来源、构形、声韵、释义、字际关系、综述等多个方面。
（一）《说文》古文的考释与疏证
20世纪70年代后期，台湾学者邱德修《〈说文解字〉古文释形考述》在总结前贤研究基础上对《说文》古文做了较为全面地辨析和考证，由于地区差异，在大陆影响不大［2］。90年代初期李天虹《〈说文〉古文校补疏证》［3］《〈说文〉古文校补29则》［4］《说文古文新证》［5］等系列论文较早地利用新出土的战国文字来重新考证古文。类似的研究还有张光裕《〈说文〉古文中所见言字及从心从言偏旁互用例札迻》［6］、刘乐贤《释〈说文〉古文慎字》［7］《〈说文〉“法”字古文补释》［8］、赵平安《〈说文〉古文考辨五篇》［9］、朱葆华《〈说文解字〉中“野”字之古文考辨》［10］、徐在国《试说〈说文〉“篮”字古文》［11］、杨玉飞《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古文研究》［12］、张静《〈说文〉“古文以为”考》［13］、华建光、袁国女《〈说文〉部件古文诸疑考辨》［14］、黄思贤《〈说文解字〉非重文中古文说解的一些疑问》［15］、苏建洲《〈说文〉古文补说二则》［16］、郑阿芳《段注〈说文〉古文之出土文字印证》［17］、张晗《〈说文解字注〉改“古文”考》［18］、张振谦《〈说文〉古文“艁”字考》［19］、刘洪涛《〈说文〉“艰”字籀文、“难”字古文考》［20］、史萍《〈说文解字〉古文字源疏证举隅》［21］、吴慧《〈说文解字〉古文“省”考析》［22］等，都是运用新近出土的古文字材料来考辨和疏证《说文》古文，其中不乏许多有创见的发明。李守奎《〈说文〉古文与楚文字互证三则》［23］、王贵元《〈说文〉古文与楚简文字合证》［24］、张学城《楚简文字与〈说文〉古文合证研究》［25］、石晶《〈说文〉古文与楚简文字合证》［26］则直接利用了近年来出土的楚简文字材料来合证《说文》古文。
这一时期重要的专著还有张学城《〈说文〉古文研究》，该书前两章为古文概述和研究简史，后三章为《说文》古文疏证，全篇取材丰富、考辨细致，略显不足的是对最近十年的新材料、新成果利用不够。［27］此外，祝敏申《〈说文解字〉与中国古文字学》附录“《说文》重文与考古材料对照表”收录了137个古文字形以及能与之对应的古文字形体，并标出古文字的时代和国别［28］。王平《〈说文〉重文研究》附录“《说文》重文与《宋本玉篇》、出土古文字对照表”收录了429个古文字形，并与出土甲骨文、金文及战国文字等相互对照［29］。这两个字表主要是整理和比对古文字形，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字典的作用。
（二）《说文》古文的综合研究
1.探讨《说文》古文的来源、构形及字际（词）关系
严和来《试论〈说文〉古文的来源》［30］、张学城《〈说文〉古文来源考论》［31］探讨了《说文》古文的来源，内容上基本延续了前人观点，略有修正和补充。尹彰浚《〈说文解字〉中“先古籀后篆”研究》［32］、陈正正《〈说文〉古文籀文字头研究》［33］考察了《说文》选用古文、籀文作为字头而将小篆视为重文的特殊重文现象。朱栋《〈说文〉古文与对应小篆“四体类属”研究》［34］《〈说文〉古文与对应小篆字形比较研究的结论及价值》［35］《〈说文〉古文与对应小篆字形比较研究》［36］主要比较了古文与对应篆文字头的构形关系。祝鸿熹、黄金贵《〈说文〉所称古文中的假借字》［37］、黄天树《〈说文〉重文与正篆关系补论》［38］分别探讨了古文中的通假字以及与正篆的字词关系。
2. 探讨《说文》古文的声韵、释义及其他相关问题
孟蓬生《“法”字古文音释——谈鱼通转例说之五》从“法”字古文的音韵视角探讨了鱼部通转问题。［39］刘敬林《〈说文〉“法”与其古文“佱”及“乏”之形义关系辨》［40］、孙学峰《〈说文〉古文“甲”释义献疑》［41］讨论了训诂中的若干古文的形义关系及释义问题。程邦雄《孙诒让的甲骨文考释与〈说文〉中之古文》研究了孙诒让利用《说文》古文材料考释甲骨文。［42］李若晖《〈说文〉古文论略》［43］、张学城《〈说文〉古文研究》［44］、徐志林《〈说文〉古文研究综述》［45］宏观概述了《说文》古文及其研究状况。此外，也有对前贤古文研究成果进行再研究的，如李梅《〈说文〉古文研究初探（1949年以前）》探讨了1949年以前《说文》古文研究的成就和不足，汇集了这一时期的《说文》古文研究成果。［46］吴慧《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舛误隶释》［47］《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研究》［48］探讨了商承祚《说文》古文研究的成就和不足，《〈说文古文考〉、〈说文古文疏证〉、〈说文中之古文考〉之比较》则比较了这三部古文著作在《说文》古文的判定、数量、体例、内容、考证方法等方面的差异。［49］
二、三体石经古文之研究
三体石经古文自魏正始年间刊刻以来，源远流长。赵立伟将历代三体石经古文的研究分为唐宋、清末明初、新中国成立后三个时期，虽各时期研究侧重点不同，大致涵盖了集拓残石、考镜源流、立其碑图、题跋拓本、编纂字典及文字研究等方面。第一阶段是唐宋至清代时期石经古文的搜集和著录。从唐开元年间为石经拓本题跋，到宋代《汗简》《古文四声韵》《隶续》三书中收录当时所见的石经古文材料，再到元明时期搜求石经残石墨拓、考证石经源流和研究宋代著录石经古文。第二阶段是清末明初时期对洛阳出土石经残石的研究。王国维的《魏石经考》《魏正始石经残石考》、章太炎《新出三体石经考》、孙海波《魏三字石经集录》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尤其是孙文所考古文凡397字，数量超过王国维的一倍多，对出土古文字特别是战国文字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三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石经古文与出土古文的合证研究。［50］近四十年来石经古文研究继续深入，在古文释读和疏证方面后出转精，同时也延伸到与石经古文相关的其他领域。
（一）三体石经古文的考释与疏证
20世纪70年代后期，邱德修《魏石经古文释形考述》《魏石经初撢》是当时研究魏石经古文的集大成之作。《魏石经古文释形考述》通过博采甲骨、金石、竹帛、封泥等实物材料上的古文字，共考证石经古文94字，论证详细，见解新颖。［51］《魏石经初撢》对石经的刊立、渊源、位置、碑数、经数、字数、出土、拓本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附录“魏石经古篆字典”分为古文、存考、补考三个部分，共收录石经古文475字。［52］但这两部著作在大陆流传不广。80年代初期曾宪通《三体石经古文与〈说文〉古文合证》较早利用石经古文与《说文》古文进行合证研究，认为“《说文》古文与石经古文乃同一系统的文字，它们与战国文字实为一家之眷属。”［53］赵立伟《魏三体石经古文辑证》是近年研究石经古文的力作，该书以表格形式全面整理了 542个石经古文，将古文字形与出土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古文字材料进行形体比对和合证，对石经古文中的若干疑难字进行了分类疏证和考释。［54］王慧《魏石经古文集释》依照《说文》字序逐条考证石经古文，在比对各类新出土古文字的基础上综合各家成果进行古文集释。［55］禤健聪《三体石经古文“裼”与战国文字“⿱爫卒”辨议》考证了战国文字“⿱爫卒”与石经古文“裼”无关，在战国文字中不读为“狄”。［56］
（二）三体石经古文的综合研究
1.探讨石经古文的构形、字际（词）关系、书法及其他相关问题
龚家民《三体石经古文构形研究》主要从构形维度对石经古文的形体特点和规律进行描写和归纳。［57］赵立伟《论三体石经〈尚书〉异文的类型及价值》考察了今本《尚书》与石经本《尚书》的借字与本字、古字与今字、义近通用、异体换用、文字讹变五种字词关系。［58］王文超《三体石经古文书法考》从书法学的审美维度考察古文的形体美。［59］除古文本体之外，学者也利用石经古文材料来探究其他相关联的外延性问题。阎孝慈《〈大风歌碑〉与〈三体石经〉》指出《大风歌碑》受到三体石经古文的影响，是使用战国时期六国古文书写的碑刻。［60］福田哲之《清华简〈保训〉与三体石经古文——蝌蚪体的渊源》通过探讨清华简《保训》与三体石经古文的关系来阐明《保训》在字体史上的意义。［61］侯金满《三体石经与〈书古文训〉隶古定文字来源问题初探——以《尚书·君奭》经文之比较为中心》通过比较三体石经《尚书》古文与薛季宣《书古文训》经文异同，探究了《书古文训》隶古定文字的来源及梅颐本《古文尚书》隶古定文字的价值。［62］程克雅《王国维魏三体石经古文参斠合证方法探究》研究了王国维在三体石经古文研究参斠合证方法上的贡献和影响。［63］
2.石经古文的概论性研究
这一时期的概论性研究主要在石经古文的残石发现、刊刻时代、版本流传、著录真伪以及研究综述等方面。刘安国《西安出土的“正始三体石经”残石》［64］、孙启治《未凿本〈正始石经〉残石》［65］、赵振华、王学春《谈偃师焦村魏石经〈尚书·无逸〉残石》［66］主要介绍了50年代以来三体石经残石的发现。李林娜《曹魏正始石经概述》对三体石经的刊刻年代、字体与书者、经数与碑式、古文来源与石经价值、碑刻及拓本的流传存佚进行了宏观概述。［67］赵立伟《历代三体石经研究状况概观》回顾了历代三体石经的古文研究概况。［68］宋延位《〈三体石经〉刊刻时代考》考证了三体石经属于汉末刊刻，大致和《熹平石经》同时或稍晚。［69］赵立伟、宁登国《魏三体石经历代著录考》考察石经在历代著录情况，以及各种石经拓本、摹本及翻刻本的流传散佚。［70］潘永耀《张钫旧藏〈三体石经〉册考述》阐述了张钫旧藏《三体石经》册的来源、流传和价值。［71］赵立伟《孙海波〈魏三体石经辑录〉所收〈君奭〉、〈多方〉残石真伪辨》考证曾被古文字学家商承祚视为伪刻的《君奭》《多方》残石实为真品。［72］
三、《汗简》《古文四声韵》古文之研究
《汗简》和《古文四声韵》是两部专门辑录传抄古文的古代字书，成书于北宋。《汗简》写作较早，是北宋初年郭忠恕所作，《古文四声韵》出现稍晚，是夏竦在《汗简》的基础上编成，两书是相辅相行的姊妹篇。《汗简》《古文四声韵》在北宋时代曾是很重要的古文字书，并对金石学的兴起起过一定作用，但宋代以后逐渐不太受世人关注。迄今我们所见的古代研究《汗简》的唯一专著是清代小学家郑珍的《汗简笺正》，全书基本上是通过批判《汗简》来维护《说文》的正统地位，学术价值不大。20世纪50年代以来，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信阳长台关、江陵望山等地大批竹简相继出土，很多利用出土古文字材料难以考释的古文字，却可以借助《汗简》《古文四声韵》中的传抄古文得以释读，人们才逐渐发现了这两部字书的价值。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古文字学界掀起了研究《汗简》《古文四声韵》热潮，考释出许多有价值的古文疑难字，渐渐成为古文字领域的显学。
（一）《汗简》《古文四声韵》古文的考释与疏证
20世纪80年代初期，李零、刘新光整理《〈汗简〉〈古文四声韵〉》是目前通行最广的版本，书中“出版后记”对《汗简》《古文四声韵》的学术价值及研究历史做了简要回顾，为后人深入研究做了很好的基础性工作。［73］黄锡全在80年代中期对《汗简》《古文四声韵》做了较全面研究，系列论文《利用〈汗简〉考释古文字》［74］《〈汗简〉、〈古文四声韵〉中之石经、〈说文〉“古文”的研究》［75］《〈汗简〉、〈古文四声韵〉中之〈义云章〉“古文”的研究》［76］都是利用出土古文字来合证传抄古文的佳作，专著《汗简注释》是近年来考释古文的重要著作，该书利用古文字材料逐字考证《汗简》所收字形，证明《汗简》中的古文大多数能和先秦古文字相合，论证严密，结论可信。［77］近年来李春桃在传抄古文研究上用力尤勤，创获颇多，系列论文《传抄古文考释四篇》［78］《利用楚简资料研究古文五则》［79］《古文形体三考》［80］《楚文字中从“炅”之字补说——兼释“炽”、“震”字古文》［81］《据考古资料考释古文四则》［82］《古文形体释读(五篇)》［83］《古文与东周文字合证两篇》［84］等，主要考释了《汗简》《古文四声韵》中的古文疑难字。段凯《传抄古文考释四则》［85］《传抄古文与出土文献互证三则》［86］、刘伟浠《传抄古文研究札记三则》［87］也都是利用出土古文字材料来考释《汗简》《古文四声韵》古文的佳作。
这一时期重要的论著还有，许学仁《古文四声韵古文研究——古文合证篇》将《古文四声韵》114个字头下所属古文与出土甲金文、战国文字进行合证，探讨其演变过程。［88］李锈玲《〈古文四声韵〉古文探赜》疏证了字书中的部分古文，探讨了传抄古文的构形及讹误问题。［89］徐海东《〈古文四声韵〉疏证（一二三卷）》分前言和正文，前言概述了传抄古文的定义、研究现状和构形，列举了部分利用新材料考释古文疑难字以补正《汉语大字典》和《汗简注释》阙误的字例；正文利用新出土古文字材料逐条疏证《古文四声韵》一至三卷中的古文，材料翔实，结论多有可取之处。［90］段凯《〈古文四声韵〉（卷一至四）校注》全面校注和疏证《古文四声韵》一至四卷中的古文，重点呈现出土古文字与传抄古文之间的字形及演变关系，全篇取材恢宏，旁征博引，考释亦多有发明。［91］王丹《〈汗简〉、〈古文四声韵〉新证》上篇利用新近出土的古文字材料对二书中的部分古文进行考证，下篇考察古文的构形、假借、同义换读以及误写与误植四种重文关系。［92］
（二）《汗简》《古文四声韵》古文的综合研究
除了古文疏证之外，学者在《汗简》《古文四声韵》古文的声韵、重文关系、版本来源及综述方面也展开了相关研究。吕朋林《〈汗简〉音切考校（上）》［93］《〈汗简〉音切考校（下）》［94］主要将《汗简》古文中的440条音切音注与《广韵》大徐本《说文》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音韵学价值。周祖谟《〈新集古文四声韵〉与〈集古文韵〉辨异》从音韵上探讨二者在名称、上声分韵多寡及韵次等方面的不同，认为它们是两本不同的字书。［95］刘建民《〈新集古文四声韵〉与〈集古文韵〉字形来源差异性研究》［96］《〈新集古文四声韵〉与〈集古文韵〉卷三差异性研究》［97］则指出二者属于《古文四声韵》的不同版本，并对两个版本之间的字形差异及其来源进行了比对和研究。杨慧真《〈汗简〉异部重文的再校订》利用汉字形音义相结合的特点，全面考察《汗简》异部重文的真实面貌。［98］国一姝《〈古文四声韵〉异体字处理讹误的考析》对《古文四声韵》中的古文异体字中字形讹误进行了考辨。［99］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分析了《古孝经》中415个古文字形。［100］此外，顾新民《夏竦与〈古文四声韵〉》［101］、李学勤《汗简》［102］、何琳仪《〈汗简注释〉跋》［103］、曾宪通《论〈汗简〉古文之是非得失——〈汗简注释〉读后》［104］、袁本良《〈汗简笺正〉论略》［105］、陈荣军《〈汗简〉研究综述》［106］、王丹《〈汗简〉、〈古文四声韵〉研究综述》［107］等都是对两部古文字书的概论性介绍和综述。
四、其他传抄古文之研究与发现
除《说文》古文、石经古文、《汗简》《古文四声韵》古文等大宗材料外，也有其他一些零星的古文材料不断被研究和发现，比较具代表性的有唐代《碧落碑》古文、宋代杜从古编《集篆古文韵海》、明代闵齐伋编《六书通》（后经清代毕弘述改定成《订正六书通》）以及各类传抄文献中遗存的古文等。
（一）唐代《碧落碑》古文的研究
碧落碑刊刻唐总章三年（公元670年），碑文共630字，书体以小篆为主，间杂古文，两者交相为用、融为一体。《碧落碑》古文也是继三体石经之后稀罕的古文材料，研究成果主要在碑文的古文考释、书法研究等领域。陈炜湛《碧落碑中之古文考》全面考察了140个碑文古文，指出这些古文或同于《说文》和石经古文，或远承竹帛金文乃至与甲骨文暗合，或为《汗简》《古文四声韵》所引，［108］《碧落碑研究》在校订释文基础上，宏观分析了碑文的书体与字形及其用字特色。［109］江梅《碧落碑研究》全面整理和注释了《碧落碑》篆文和古文字形630字，条例清晰，旁征博引，颇具价值。［110］王建魁《〈碧落碑〉综论》从唐代篆书复兴、道教书法及唐代书学教育的视角分析了碧落碑书体杂糅的原因，以及碑文的书法风格。［111］杨勇《〈碧落碑〉用字考察——兼及其对唐代中后期篆书创作的影响》从书法学上阐述了碧落碑书体杂糅的奇特用字对唐代中后期篆书创作的影响。［112］此外，徐刚《碧落碑考释》主要考证了碧落碑的文本内容。［113］寓真《〈碧落碑〉考》概述了碧落碑的产生时间、立碑动机、碑名由来及文化价值。［114］
（二）《集篆古文韵海》等其他传抄古文的研究
郭子直《记元刻古文〈老子〉碑兼评〈集篆古文韵海〉》介绍了元代《古老子》碑，并对《集篆古文韵海》一书进行了评述。［115］丁治民《集篆古文韵海校补》依据元刻《古老子》碑文、《永乐大典》残卷及《集韵》来校补宛委别藏影摹旧钞本《集篆古文韵海》，将《古老子》五千多字的古文形体重新编排附录书后，是目前所见最为完备的版本。［116］《〈集篆古文韵海〉校补举例》概述了《集篆古文韵海》的成书、体例和版本，对作者校补此书依据的字书材料做了举例说明。［117］陈泽新、李二年《〈六书通〉评略》探讨了《六书通》的成书、文献流传以及所录古文的字形价值。［118］刘建民《〈六书通〉所录古文来源考》指出《六书通》中的古文绝大多数是从前代字书中转录，主要参考宋代《古文四声韵》《集古文韵》和明代《集钟鼎古文韵选》三部字书。［119］此外，徐在国、黄德宽《传抄〈老子〉古文辑说》结合出土古文字材料对《老子》古文进行辑录和说明。［120］徐刚《卫宏〈古文官书〉考》考辨已佚字书《古文官书》作者是卫宏而不是清代以来认为的卫恒。［121］曹建国、张玖青《李商隐〈字略〉真伪考辨》考述了已佚字书《字略》的作者是李商隐而非李尚隐。［122］舒大刚《论日本传〈古文孝经〉决非“隋唐之际”由我国传入》通过字形比较发现日本写本《古文孝经》与我国唐宋时期的《古文孝经》写本缺少同一性，没有传承关系。［123］
（三）近四十年传抄古文的发现与研究
近四十年来传抄古文材料也时有发现。这些古文材料大多零星发掘，字数少至寥寥数字，多至数百字，主要见于古代的墓志铭、石刻碑文、印章等新出土或新发现的实物材料。1979年山东省高唐县出土金代虞寅墓志，其中志盖铭文共16字，用传抄古文书写，原整理者误认作女真字［124］，胡平生予以纠正，并对盖铭古文做了研究［125］。戴尊德《司马光撰魏闲墓志之研究》记载了山西省平陆县保存的一块早年出土墓志，系北宋司马光所撰，志盖12字铭文“大宋故清逸处士魏君墓志铭”为传抄古文书写，灵动隽美。［126］张颔《山西阳曲县西村庙梁傅山古文题记考释》考释了题记上的12个古文，个别字形残讹严重，难以确释。［127］唐宋以后的玺印文字也有用古文书写的，如1986年山西旬阳县烂滩沟发现的一处宋代窖藏，里面出土一方印章“为善最乐”4字［128］，这正与毓庆宫旧藏的一方玺印相同，两者文字性质均为传抄古文。［129］李春桃《古文印章举隅》［130］《古文印章校释举例——兼谈古文考释应注意的问题》考释了传世印章中的部分疑难古文和误释古文［131］。杨亮《苏宣与古文印风的兴衰》探讨了苏宣及其古文印风在明清之际的发展以及清代文字训诂学对篆刻艺术的影响［132］。尚磊明《明清传抄古文印章述论》论述了传抄古文在明清印章中的应用。［133］李飞《古文印章演变的历史分期及衰落原因研究》将古文印章演变的分成准备期、萌芽期、发展期、兴盛期及衰落期，并对兴衰原因做了探讨［134］，《古文印章辑录》以现有的传抄古文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印章文字及其来源进行梳理，以年代为序，从释文、时代、篆刻者、来源等方面对印文进行整理和考释，做了很好的开创性探索［135］。
李春桃《近年重庆酉阳县新发现古书文字性质新探》指出重庆酉阳县发现的两本线装古书上的文字是经过隶定的传抄古文。［136］喻遂生、甘露《重庆酉阳传抄古文《三字经》的版本和年代》探讨了酉阳传抄古文《三字经》和《根书》的版本和抄写年代［137］。李春桃《灵岩寺古文诗刻考释》释读了济南长清灵岩寺保存在石刻碑文上的66个传抄古文，指出其中绝大多数古文字形见于《古文四声韵》［138］。2010年3月河南省郑州市黄岗寺北宋纪年壁画墓中出土的《蔡氏墓志》古文，是近四十年来发现古文字数最多的一次，全篇共426字，全部用古文写就，笔力苍劲，文字隽美。［139］李春桃《郑州黄岗寺北宋纪年壁画墓所出古文墓志铭简论》对蔡氏墓志上的426字古文进行了全面考释和研究，文末附录“墓志铭文典型形体与《汗简》《古文四声韵》古文对照表”［140］。李虹霖《〈贾正之妻蔡氏墓志〉与宋代传抄古文研究》从书法学上探讨了墓志古文的创作背景、形体特点和书法风格。［141］
五、汉至宋代古文之综合研究
（一）《说文》古文、石经古文、《汗简》《古文四声韵》古文的比较研究
古文研究有时需要打破各种资料的界限，综合整理和运用数种古文材料。20世纪80年代何琳仪《战国文字与传抄古文》较早运用新出土古文字材料与石经古文、《说文》古文进行互证，认为“三体石经古文保存了不少较为原始的古文字形体。同时也表明，战国文字的形体歧义多变在石经古文和《说文》古文中也有所反映。”［142］专著《战国文字通论》第二章“战国文字与传抄古文”全面分析了《说文》古文、三体石经古文以及《汗简》《古文四声韵》古文材料，并将战国文字与之形体互证。［143］裴大泉《传抄古文用字研究》取《说文》、石经、《汗简》《古文四声韵》等古文材料，从形音义角度探讨传抄古文的用字情况，重点梳理了古文中的异体、通假、义近等古文关系。［144］冯胜君《论郭店简〈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三以及上博简〈淄衣〉为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文末附录“《说文》古文、三体石经古文与战国文字对照表”，将出土战国文字与古文进行形体比对，并标注相似指数［145］。
这一时期重要的论著还有，张富海《汉人所谓古文之研究》全面梳理了汉代人所能见到的古文材料，包括《说文》古文、三体石经古文、汉代经注中的古文以及《汗简》《古文四声韵》所引经书古文，并对古文的性质和国别做了深入研究，是一部研究古文的重要著作。［146］李春桃《传抄古文综合研究》分上下两篇，上篇为理论部分，主要探讨了传抄古文的来源与流传、价值、文本问题、形体特点、时代与国别，以及《古文四声韵》版本问题和隶定古文等问题，文末附录“《汗简》《古文四声韵》中古文与古文字对照表”，依时代和国别排列相关出土文字材料，详细比对了943个古文字形；下篇属字典性质，重点整理和研究了传抄古文的异体关系，这部分内容后集结出版《古文异体关系整理与研究》，全书分“音近换用关系”和“义近换用关系”两部分，逐字整理古文异体关系，材料翔实，结论可信。［147］林圣峰《传抄古文构形研究》分上下两篇，上篇为理论部分，系统探讨了传抄古文的异构、异写和异用类型；下篇“《传抄古文字编》释字校订”依《传抄古文字编》收字顺序，逐字考释该书所录古文字形。［148］
（二）古文工具书的编纂与研究
随着古文研究的深入，专门收录古文的文字编也随之出现。徐在国《传抄古文字编》是迄今收录传抄古文较为详备的字编类工具书，材料包括《说文》古文、石经古文、《汗简》《古文四圣韵》古文等12种传世古文，收录以原形古文为主，取材宏富，体例完备，是一部集大成的工具书［149］。也有直接把《传抄古文字编》所收录的古文作为研究对象的，如闫翠娟《〈传抄古文字编〉形声字研究》［150］、陈升《〈传抄古文字编〉（上）会意字疏证及相关专题研究》［151］就是以《传抄古文字编》古文为研究对象，分别探讨了传抄古文中的形声字、会意字构形及来源。此外，徐在国、黄德宽《古老子文字编》以收录《古老子》文字为主，包括出土《古老子》文字和传抄《古老子》文字两种，其中传抄古文材料来源元代《古老子》碑文以及《汗简》《古文四声韵》等10部字书中的标注“古老子”“老子”“老”“道德经”的古文，体例完备，字形清晰。［152］赵立伟《〈尚书〉古文字编》取材详尽，所收材料包括楚简、魏石经、六朝写本、唐写本、日本写本、宋刻本以及各类字书所收录的《尚书》古文，除收录的楚简为古文字外，其他均为传抄古文，字形上兼收原形古文和隶定古文，文图精美，是一部特色鲜明的古文字典［153］。
（三）古文的时代国别、版本流传及相关问题研究
汉至宋代古文来源何时何地，又是如何流传变化的，这些基本问题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祝敏申《王国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疏证》［154］、陈昭容《王国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评议》［155］检视了王国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观点，探讨了古文的时代和国别。李学勤《论孔壁中书的文字类型》［156］、杨泽生《孔壁竹书的文字国别》［157］讨论了孔壁中书古文的性质和国别。陈开先《孔壁古文与中秘古文》［158］、成祖明《河间古文、孔壁古文和中秘古文——汉代古文经籍流传考》［159］考察汉代古文经籍的版本流传。徐刚《古文源流考》全面探讨了汉至宋代的古文源流，着重从学术史的角度揭示个阶段古文的时代特点，分别对古文经书、古文字书、金石古文跋中的古文流传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和考察，是一部研究古文版本流传的重要著作［160］。唐明元《汲冢书出土及开始整理时间辨析》［161］、郝永飞《汲冢书述评》［162］概述了西晋汲冢竹书古文的出土、整理及学术价值。此外，概论性研究还有陈伟武《试论晚清学者对传抄古文的研究》回顾了晚晴学者的传抄古文研究。［163］徐在国《传抄古文论著目》搜集整理了古文研究的相关论著［164］，《传抄古文简述》论述了《说文》古文等12种传抄古文材料以及古文中包含的异体、通假、义同或义近、错字四种字词关系类型。［165］李春桃《浅谈传抄古文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从古文的音形义三个方面，以举例形式讨论了古文对古文献、古汉语研究的重要作用。［166］冯先思《石刻文献中的传抄古文》对汉以后各个朝代石刻材料中的传抄古文进行了宏观概述。［167］
六、隶定古文之研究
相比上述篆体古文研究，隶定古文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集中在隶定古文的疏证整理、考释溯源和理论探究几个领域。
（一）传世字书、韵书隶定古文的疏证与整理
在我国历代传世楷体字书和韵书中，保存了相当数量的隶定古文，这批隶定古文材料很长时间以来没有很好发掘和利用，研究相对滞后。徐在国《隶定古文疏证》［168］是近年来研究隶定古文的重要著作，该书分前言和正文两部分，前言举例概述了隶定古文的九种形体来源以及因义近、形近而误置的古文现象；正文依《说文》卷次逐字疏证古文，古文字形取自《原本玉篇残卷》《宋本玉篇》《类篇》《宋本广韵》《集韵》等13种传世字书和韵书，所引证的古文字材料包括主要的传抄古文，新出的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汉文字等古文字材料。全书旁征博引，富有创见，黄德宽称赞“对于这样一项很有难度又具填补空白意义的课题，作者完成得相当成功。”［169］白俊骞《〈康熙字典〉古文研究》讨论了《康熙字典》古文的来源、与字头关系，以及古文中的隶定古文、俗字、假借字、古文讹变等理论问题；附录“《康熙字典》古文疏证”按字典编排字序，逐字梳理1196个字头下所属的古文字形，论文涉及到了隶定古文的诸多理论问题，但研究不够深入。［170］
单篇字韵书中的隶定古文研究还有，束凡《宋本〈玉篇〉古文研究》整理了宋本《玉篇》中的534组隶定古文材料。［171］李高峰《慧琳〈一切经音义〉“古文”研究》简要梳理了《慧琳音义》1315条隶定古文。［172］郭晓敏《〈广韵〉古文疏证》疏证了《广韵》所录的213个隶定古文的来源。［173］楼兰《〈广韵〉“古文”术语考究》对《广韵》中216条“古文”术语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考察了古文的来源及字际关系。［174］高盼盼《〈集韵〉“古作”字的整理与研究》主要通过表格形式将《集韵》标注“古作”古文与出土的古文形体进行比对和整理。［175］张志丽《〈五音集韵〉古今字研究》整理了《五音集韵》中1526组古今字，里面的古字基本是隶定古文。［176］陈凡《〈字汇补〉“古文”研究》整理了《字汇补》中的788条隶定古文材料。［177］刘美霞《〈汉语大字典·异体字表〉所收古文隶定字疏释》举例考察第一版《汉语大字典·异体字表》中的隶定古文。［178］邱龙升《〈集韵〉重文考辨五则》［179］《〈五音集韵〉重文考辨六则》［180］以及专著《〈五音集韵〉重文考辨》［181］系统考辨了《五音集韵》重文与所属韵字的字际（词）关系和重文字形来源，里面包含相当数量的隶定古文和隶定籀文。此外，杨明明《原本《玉篇》残卷隶定古文考释四则》［182］、梁春胜《利用传抄古文考释字书疑难字举例》［183］、张青松《读〈隶定古文疏证〉札记》［184］都是考辨传世字书隶定古文的佳作。
（二）汉魏六朝碑刻隶定古文的考释与研究
碑刻古文除了魏三体石经收录的古文是为大宗之外，在汉代碑刻文字中就已陆续出现了一些隶古定文字。这些隶古定字都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转写而成，可谓真正意义上的隶定古文，有学者称之隶体古文。吴文文《汉碑、汉简牍帛书隶体古文研究》整理了汉碑和部分汉简牍帛书中与《说文》古文、六国古文字以及《汗简》《古文四声韵》古文的同构字形。［185］何山《汉魏六朝碑刻中的古文字》［186］、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中古文字的遗存》［187］探讨了汉魏六朝碑刻中的古文字，其中就有一定数量的隶定古文。何山《魏晋南北朝碑刻隶楷书字形夹杂古文构件研究》探讨了魏晋六朝碑刻中的古文构件。［188］马瑞、党懐兴《碑刻古文字释疑五则》考释了5个碑刻隶定古文。［189］董宪臣《东汉碑隶文字研究》第二章“东汉碑隶中的古文字因素”讨论了东汉碑刻文字中的隶古定字。［190］吕蒙《汉魏六朝碑刻古文字研究》系统研究汉魏六朝碑刻中的古文字，在第三章“汉魏六朝碑刻隶古定研究”详细探讨了碑刻隶定古文。［191］
（三）古籍抄本、经传注疏中的隶定古文的考辨与溯源
张富海《汉人所谓古文之研究》中的古文材料包括汉代经注中的古文，这部分经注古文是经过隶古定的隶定古文。此外研究古籍抄本、经传注疏中的隶定古文的还有，林志强《古本〈尚书〉特殊文字例说》疏证了古本《尚书》中的“使”“刚”等7个隶定古文，［192］后编入专著《古本〈尚书〉文字研究》第四章“古本《尚书》特殊文字研究(上)”，疏证了“使”等22个隶定古文（篇后附录古文构形异同表），并对隶定古文的形音义特点以及隶古定字的诡异原因做了探讨。［193］刘起釪《〈尚书〉的隶古定本、古写本》阐述《尚书》现存的各种隶古定本的古写本。［194］马楠《敦煌写本P.3315所见古文考》对敦煌写本《尚书释文》的隶定古文形源进行了溯源［195］。俞绍宏、李索《敦煌写本〈诗经〉异文中的隶定古文释例》［196］、俞绍宏《敦煌写本〈诗经〉异文中的隶定古文探源》［197］《敦煌写本〈诗经〉异文中的隶定古文探源(之二)》［198］主要探讨了敦煌写本《诗经》异文中的隶定古文的来源。范常喜《〈仪礼〉郑注“古文”研究疏失举隅》［199］《郑玄注〈仪礼〉形讹古文新证九则》［200］《〈仪礼·士相见礼〉“众”“终”今古文辨》［201］、陈居渊《郑玄注〈仪礼〉今古文正误考略》［202］都是考辨郑玄注《仪礼》隶定古文的佳作。杨天宇《郑玄校〈仪礼〉从古文本字不从今文通假字考》［203］《郑玄校〈仪礼〉从今文本字不从古文通假字考》［204］考察郑玄在给《仪礼》作注校勘今古文异文时，兼采今古文的一条重要义例就是从本字不从通假字。杨天宇《郑玄校〈仪礼〉兼采今古文的三原则》［205］《郑玄校〈仪礼〉兼采今古文的二原则》［206］归纳了郑玄取舍今古文的五项原则。高明《据武威汉简谈郑注〈仪礼〉今古文》通过比较武威汉简本《仪礼》来研究郑玄注《仪礼》的今古文问题。［207］王志平《〈荀子〉古文举隅》考证了传世《荀子》中的“㳅”“屮”“沧(寒)”3个隶定古文的来源。［208］
（四）隶定古文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
学界对隶定古文的理论探索也一直没有停止过。除了徐在国（2002）、林志强（2009）、白俊骞（2012）［209］等在各自论著中对隶定古文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外，单篇论文讨论隶定古文理论的有，李道明《隶古定古文刍论》主要探讨了隶定古文的字形来源、分类等理论问题。［210］林志强《论传抄古文的形态变化及相关问题》将传抄古文的形态变化分为篆体古文、隶体古文和楷体古文三种类型，［211］《汉碑隶体古文述略》则对汉碑隶体古文存在的原因、类别等做了探讨。［212］李守奎《〈曹沫之陈〉之隶定与古文字隶定方法初探》结合古书中的隶定古文，归纳出笔画隶定法、偏旁隶定法、字形转换法、综合隶定法和音义转换法五种方法，区分了文字学的“隶定”和广义的隶定。［213］赵爱学《前“古文字学”时期隶定史述略》全面梳理了各个历史阶段古文隶定情况，对隶定古文的内涵做了阐发。［214］徐在国《论隶定古文中的义近误置字》［215］、邱龙升《〈五音集韵〉古文的误植字》［216］考察隶定古文中的古文误植现象，认为隶定古文误植有义近误植、音近误植和形近误植三种。莫小不《“隶定古文”及古玺印释文问题》结合古玺印的释文问题对隶定古文的内涵和外延做了精彩论述。［217］
七、回顾与展望
（一）古文研究的主要成就回顾
以上粗线条地回顾了近四十年来传抄古文研究的基本情况，收录成果以中国大陆地区为主，兼收台湾地区，内容主要有以上六个方面，总体来看有以下三点成就。
1.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在传抄古文研究领域，人们最初关注的是孔壁中书和《说文》古文，随着清末民初洛阳石经残石的出土，学界开始辑录和研究三体石经古文，王国维、章太炎、孙海波、胡小石、舒连景、商承祚等前辈学者在研究《说文》古文、石经古文上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此后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间。20世纪70年代人们才逐渐发现了《汗简》《古文四声韵》古文的价值，古文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原先研究不足1000字古文到《古文四声韵》中的9000多个古文字形。研究的内容由最初只关注《说文》、三体石经、《汗简》《古文四声韵》中的原形古文，后来慢慢扩展到研究《玉篇》《广韵》等历代楷体字韵书中的隶定古文、汉魏六朝碑文中的隶古定文字，以及各类古籍抄本、经传注疏中的隶定古文，范围不断扩大。古文研究除了文字辑录、疑难字考释、古文疏证外，人们又开始对古文的字际（词）关系、构形、声韵、释义、版本流传、形体变异、误植和讹写等展开研究，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
2.研究材料不断丰富
做研究首要的是拥有相关的材料。研究材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材料，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二是为研究对象服务的间接材料。近四十年来，人们已经不满足研究《说文》古文和石经古文，而曾被古文字学家认为是“杜撰的古书”“大抵不能用”（唐兰《古文字学导论》）的《汗简》和《古文四声韵》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而且成为近十多年传抄古文研究的热点，涌现出一批诸如《传抄古文综合研究》《〈古文四声韵〉（卷一至四）校注》等高质量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还延伸到宋代《集篆古文韵海》、明代《六书通》等以前很少关注的冷僻字书。随着近年来古文材料的陆续发掘和发现，研究材料得到进一步丰富，如《蔡氏墓志》古文全篇426字，就是很珍贵的第一手古文材料。随着古文字学术力量的加强，一些曾经被忽略的古文材料也被重新发现和释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济南长清灵岩寺石碑古文、宋元明清印章中的传抄古文等。与此同时，地下出土的古文字材料，尤其是战国文字材料的不断增多，也为古文研究提供巨大的文献支撑。从最初的《说文》古文与石经古文互证，发展到《说文》、石经古文和《汗简》《古文四声韵》古文的比较互证，再到和各种古文字材料的综合研究，不仅丰富了研究材料，也增加古文释读的准确性。
3.研究内容不断深入
古文疑难字的考释不断深入。古文研究的基础是文字的识别，最初的古文考释主要是单个疑难字的考释，多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呈现，后来出现了专门考释某类古文疑难字的系列论文，现在注释和疏证古文的专著也已经出现，专著《汗简注释》就是具有开创性的代表性成果。
随着释出的古文疑难字不断增多以及古文疏证的深入，古文辑录的规模也逐渐扩大。由最初的辑录三体石经古文，到对出土《古老子》《古尚书》古文的文字汇编，都是属于单种材料的古文字编，现在也有汇集12种古文材料的较大型的古文字编工具书，并且产出了以研究古文字编为直接对象的学术成果。学界将进行的更大规模的古文汇编在学术、技术上所需要的条件已具备。
古文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最初的古文理论是王国维提出的“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探讨孔壁中书古文的性质和时代，之后这个论断不断被修正，现已深入到了对单个古文的具体时代、国别及与出土古文字的相似指数做出判断。除古文的考释与疏证外，相关的理论研究也慢慢展开，涉及古文的类型、字际（词）关系、构形理据、流传变异、误植和误写等多个方面，成果日益增多，进行更加深入广泛的古文理论探讨的条件已形成。
隶定古文研究厚积薄发，初具成效。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隶定古文研究基本上还是个空白，《隶定古文疏证》是这个领域的开山之作，同时也将研究起点拔得很高。近二十年来隶定古文在字书古文疏证、古籍抄本和经传注疏的古文考释、以及碑刻隶古定字研究等方面都有比较好的成果，在对隶定古文的俗字问题、误植及古文讹变上也取得了新的进展。
以上三点基本概括了古文研究在近四十年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就是重个体轻整体、重微观轻宏观、重考据轻理论、低水平重复的论文较多而高质量的代表性专著较少。这种研究上的不平衡也为今后纠偏补阙和深入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对今后古文研究的几点展望
1.对古文的整体把握、综合研究有待加强
传抄古文本质上是古文字学的范畴。近四十年传抄古文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扩大了古文字的研究范围，也极大地促进了古文字学的发展。但是从汉语史、汉字史的高度，对历代古文进行综合性汇编、考释和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对古文的辑录还主要集中在某种古文材料的汇编，对古文的考释疏证也多是从某部古文字书入手，缺乏整体地把握和布局，也缺乏从汉字史的角度综合各种古文材料展开理论上的探讨。我们认为，更宏观层面的综合研究至少可以有三个方面：
一是进行大型的历代古文文字汇编。学界可以全面地汇集各种古文材料中的文字，编撰历代古文文字大典，材料从《说文》古文到各类古籍抄本再到近年来新发现的传抄古文，应远不止《传抄古文字编》中收录的12种古文材料，古文字形也不止收录原形古文，还应涵盖了《玉篇》《广韵》等历代字韵书中的隶定古文。
二是进行更大范围的古文比较合证研究。比较不仅有同类型材料的排比互证，更应有不同类型的古文字材料放置在一起做深入的对比研究。目前这种大范围的综合比较已经展开，但力度还不够，应该朝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努力，同时在形体比对的过程中归纳通例、总结规律，这些规律性的通例又可以反过来指导个体古文的释读。
三是从汉字史的角度综合各种古文材料展开理论探讨。传抄古文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字材料，文字数量多、形体丰富、时间跨度长，是古文字中比较特殊的类型，对其展开系统的综合性研究，有利于弄清古文的来龙去脉、传写流变。传抄古文来源复杂，上溯战国文字、下至隋唐俗字，同时又经过汉魏六朝到宋代，直至明清的传写流变，是汉字形体史上比较特殊的一环。从汉字史、古文字史的视角探讨古文的发展传承，有利于完整的汉字史的建立，有利于汉字学的进一步发展。
2.对古文疑难字的考释和溯源有待加强
“古文疑难字”是指古文与所属字头的字际关系（或字词关系）不明或古文形源不明的汉字。各种古文材料中都会有一定数量的疑难字，这些疑难字既会阻碍古文字典的编撰，也会影响收录这些疑难字的古文辞书的功效。古文疑难字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疑难字是传写讹误所致，有的是误植或误置所致，有的是字体演变或隶定讹变所致。对古文疑难字考释应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理清古文的字际关系和字词关系，就是弄清楚古文的属性，到底是属于正体字头的异体字，还是通假字，亦或同义换读字等；二是探明古文的形体来源，追溯到与古文相对应的早期古文字。考释和溯源往往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
目前学界对传抄古文的整理和疏证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也考释出不少有价值的古文疑难字，但还不够，还有许多疑难字待考。特别是像《古文四声韵》这类大型字书，书中的9000多个古文迄今还没有被完整系统地整理过，即使已注释的前四卷古文也仍有许多待考或存疑的古文字形，也有的疑难字考释还没有形成定论或共识，需要材料进一步确证。这就需要我们更广泛地占有语料，充分利用各种传抄古文材料和出土古文字材料进行多层次、多维度地的综合比对和考证，同时也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小心求证，得出可信结论，增加释字的准确性。
3.对古文理论的探求有待加强
古文的考证和溯源会遇到一些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对这些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提炼出核心要义就会形成相应的理论。古文考证的第一步就是要确定古文与所属字头的关系属性问题，这就产生了古文的字际关系和字词关系理论。所谓字际关系，就是在一定条件下或一定范围内汉字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属性异同关系；字词关系则是在一定条件下或一定范围内汉字与对应词语之间属性异同关系。古文与对应字头之间存在两种关系：一是“同字”关系，就是古文与所属字头是同字异体，古文是字头的异体字，这属于字际关系范畴；二是“异字”关系，就是古文与所属字头是不同的字，分别记录了不同的词，这属于字词关系范畴，如古文是字头的通假字、同义换读字等。就字词关系而言，凡字书中的古文与所属字头之间以异体字为主体，但还包括一定数量的通假字、分化字、同源字、同义换读字和误植字等。目前的研究中还没有把古文的字词关系完全梳理清楚，这将是今后古文研究的一个重点。
古文中以异体字为主体，而且还非常复杂，在同一个字头下，往往同时有数个形体不同的古文异体字。从汉字构形理论和异体字角度来看，古文异体字之间错综复杂，大致可分为异构字和异写字。异构字是造字层面的差异，异写字是书写变异所致。目前对原形古文的构形做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但还不够，特别是对古文异体字的传抄变异、异写类型等还缺乏全面深入地归纳和总结，对隶定古文的构形分析还尚未展开，对古文溯源的形体描写还缺乏规律性的提炼和总结。总之，对古文异体进行描写，总结各种形体变化的规律，可为学界勾勒每一个古文形体的演变历程提供断代性的文字资料，为古文溯源提供参考。此外，古文的时代国别、误植误写等也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4.对隶定古文的研究有待加强
隶定古文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相对薄弱。目前学界对隶定古文的整理和疏证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也有明显不足。我们现在对隶定古文的疏证基本还是在同一平面类聚古文字形，缺少历时的比较研究，没能展示出古文形体的变异轨迹及其古文异体之间的层级关系。探讨隶定古文在历代字韵书中的流传变异、书写讹变，清理出错讹字，梳理出字形流变轨迹，归纳变异通例，总结变异规律，将是今后隶定古文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隶定古文内容庞杂，许多古文本身是后世产生的俗字（或俗字变体）以及《说文》篆文的隶定字，这种以俗为古、以篆为古现象在隶定古文中比较普遍。从汉字史、古文史的宏观视角来考察隶定古文的构形变化、流传变异，应是研究隶定古文的一个新视角。
隶定古文从来源上看，与古文字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溯源的过程是历时的。但从构形上看，隶定古文又都是经过隶定楷化的今文字，而且经过了历代字韵书的辗转传写，形体多讹变，异体众多，是历史层积的产物，属于近代汉字范畴。这也为隶定古文的溯源和考证增加了困难，需要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更加全面地考量，需要运用更加合理科学的溯源方法。我们认为，对历代楷体字韵书中的隶定古文溯源应由上至下遵循三个层面：第一个楷体古文层面，就是找出转录楷体古文的较早的字书源头，探求其传写流变轨迹；第二个原形古文层面，就是找出楷体古文所依照隶定的原形古文，探求原形古文到楷体古文的隶定或楷定规律；第三个是古文字层面，就是溯源与原形古文构形一致的早期古文字（以战国文字为主体），找到隶定古文的古文字形源。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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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白俊骞博士论文《〈康熙字典〉古文研究》中讨论了古文的来源、古文与字头关系，以及古文中的隶定古文、俗字、假借字及古文讹变等理论问题，这些内容后被分拆成数篇论文发表，观点无变化。具体可参看白俊骞《隶定古文中的异体字研究》，《语文建设》，2015年第7期，第90-91页；《隶定古文中的假借现象研究》，《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16年第2期，第26-28页；《“隶定”古文字的讹变研究——以〈康熙字典〉所录古文“隶定”字为例》，《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第56-60页；《从〈康熙字典〉古文看古文字的隶定方式》，《铜仁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106-109页；《隶定古文研究述评》，《语文建设》，2011年第33期，第79-80页。
［210］李道明：《隶古定古文刍论》，《于省吾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7-305页。
［211］林志强：《论传抄古文的形态变化及相关问题》，《汉字研究》第1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500-504页。
［212］林志强：《汉碑隶体古文述略》，《古文字研究》第26辑，中华书局，2006年。
［213］李守奎：《〈曹沫之陈〉之隶定与古文字隶定方法初探》，《汉字研究》第1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492-499页。
［214］赵爱学：《前“古文字学”时期隶定史述略》，《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27-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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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邱龙升：《〈五音集韵〉古文的误植字》，《中国文字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第145-150页。
［217］莫小不：《“隶定古文”及古玺印释文问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43-51页。
作者简介：邱龙升，1977年生，江西南丰人，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现为台州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宋金韵书古文研究”（19XYY01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