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紀要｜陳致：《詩經》、金文與連綿詞：早期中國的四言詩

2023年4月30日

“南大中华文学与文化”系列讲座｜第二十一讲

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暨中华语言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南大中华文学与文化”线上系列讲座第二十一场于新加坡/北京时间2023年3月25日9:30-11:30，美东时间2022年3月24日21:30-23:30在ZOOM与腾讯双平台举行，共吸引了来自海内外近260位听众出席。本次的讲题为《〈诗经〉、金文与连绵词：早期中国的四言诗》，由香港珠海学院校长、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院长陈致担任主讲嘉宾，与谈人为香港教育大学文化历史讲座教授郑吉雄，主持人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长聘副教授、系主任曲景毅。本次讲座针对金文与《诗经》中的习用语词，分析这些语词在先秦语言文化中的来源、发展，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讲座问答环节，观众们踊跃提问，陈致教授对大家的问题与意见作出详细回应。

讲座内容

讲座伊始，陈致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简要介绍：本次讲座围绕金文与《诗经》中的习用语词展开，采用二重证据法（Double-evidence Methodology）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进行交叉研究，分析这些语词在先秦语言文化中的来源、发展，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讲座分为前言、从金文研究考察其与商周音乐与诗歌发展的关系、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的连绵词三个部分。

一、前言：出土文献与两周时期金文

首先，陈致教授从早期文献（Early Chinese Texts）切入，介绍早期文献可分为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本次讲座主要针对出土文献中的金文进行讨论。金文在商代就已经随着青铜器的产生出现，青铜器的大规模铸造则应在商代中期以后，其类型可分为食器、礼器、武器等。青铜器的发展水平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技术水平和铸造水平，而在青铜器使用上的明确礼仪规范，如“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的严格规定正是西周时期形成的宗法制度的体现。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上的金文铭文字数较少，陈教授表示，目前已知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铭文字数较多的是由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晚期青铜器四祀邲其卣，其器盖对铭四字，圈足外底有铭文8行，共46字。西周时期，刻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开始出现，例如众所熟知的西周宣王年间所铸毛公鼎，其腹内就刻有长达500字的铭文。陈教授指出，金文作为一种文字形式，较多出现于晚商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这些器具记载的金文内容以纪念王上对臣下赏赐的记叙类铭文为主，也有不少关于典礼、仪式、战争和重大活动的描述，部分青铜器的铭文还间接记载了当时的历史事实或牵涉到西周的典章制度。这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极大地弥补了后世由于相关书籍记载遗失而导致的对周代历史研究的不足。

陈致教授从金文研究考察其与商周音乐与诗歌发展的关系，并提出五个观点：一、《诗经》内容大量源于民歌一说尚无充分的根据；二、从两周金文来看，铭文的入韵和四言化是在西周中期；三、两周金文中与《诗经》之〈雅〉〈颂〉部分的诗歌语词多相重合，这些重合的语词多为周人习用的祭祀语词，不应武断地将其判定为金文对《诗经》的引用。四、中国四言诗体的发展成熟与周代贵族的祭祀生活密切相关，而其成熟时期很可能在西周中期；五、中国四言诗体成熟时间与周代雅乐在西周中期的成熟与标准化密切相关。

陈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诗经》的内容及其创作年代。他提到，《诗经》作品来源于民歌的说法早见于前人研究和评论中，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就在其著作《诗集传序》中写道：“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朱子语类》卷八十也有“若国风乃采诗有采之民间，以见四方民情之美恶，二南亦是采民言而被乐章尔。”的论断；西方学者也有相似的观点，法国汉学家Marcel Granet（1884-1940）在《Festivals and Songs of Ancient China》中曾谈道：“The love poems which from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Guofeng are drawn from an ancient popular songs”“The old songs, invested with anew purpose and a new meaning, were sung at courts’, where poems being composed there differed very little from these songs.”，认为《诗经》中“国风”部分来源可能为中国古代男女节庆时对唱的民歌的文字记录。陈教授强调，这种说法尚无充分的根据，朱熹所处年代与《诗经》成书年代距离久远，并且《诗经》的版本在流传过程中也有改变，目前并没有切实的出土文献能够证明《诗经》与民歌的关系。而Marcel Granet的观点可能受到西方古希腊史诗传统的影响，但是否能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创作传统出发理解中国的《诗经》，这一点是有待商榷的。

在铭文的入韵和四言化和两周金文中与《诗经》之〈雅〉〈颂〉部分诗歌语词的重合现象方面，陈教授分别举《诗经》中篇目和青铜器上铭文以及先秦典籍文本进行比较论述。

东西方学者普遍认同《诗经》的“雅颂”部分应与祭祀典礼有关。从具体内容上看，“小雅”中多见政治讽刺和张扬武力、记录历史事实的作品，此外也有描写自然风景和情爱婚姻的篇目，“大雅”中则有八篇以赞颂祖先为主题。陈教授认可《诗经》文本的形成很大可能性有周代的乐官“瞽”的参与，按照礼书的记载，瞽的职能包括在天子的大飨和大赦等典礼上表演钟鼓以及在地方上搜集诗，编辑成册后呈献给天子。

另一个基本观念是诗、文功能不同，区分诗与文的性质和写法，讨论不同文体的写作规范，进一步从写作方向的差别讨论文学史的现象。王基伦教授首先以影响较大的李东阳《沧州诗集序》的观点为例，李东阳认为诗、文有所不同，诗歌适合“吟讽”，文章长于“记述”。王基伦教授指出这一区分简单明确，是来自传统的观念。

在此基础上，陈教授指出《诗经》中的诗的搜集可能有特定的标准：第一、《诗经》中91%的诗为四言诗，其次出现较多的是五言诗，但由于五言诗往往在内容中加入意义表达中可以忽略的虚字（substantive），则其本质仍为四言诗。第二、《诗经》在诗的节奏与语句编排方面，较常见的情况是将一行变为两节，两个字为一节，其中既有虚字又有实字，虚实交用。第三，在押韵方面，据学者王力的统计，《诗经》中大约有十几首作品是完全不押韵的，大部分集中在“周颂”，而《诗经》的押韵主要有三种方式：单行押韵；双行押韵；一二四行押韵，第三行不押韵。而具体押韵时，不一定在尾字押韵，如果一行的最后一个字为虚字，则可能倒数第二个字押韵。

陈教授又举《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一篇为例，说明周代早期的诗歌作品几乎不能称为韵文，句式上也并不整齐。向韵文方向发展的趋势自西周时期开始出现，四言句式可重复见于不同文本的内容中，其中也有四言成语的雏形。而在西周金文中也同样出现了韵文倾向，如西周中期蠡方彝中的文字：“蠡拜稽首，敢对扬王休，用作朕文且，益公保尊彝。蠡曰：天子不叚，不其万年，保我万邦。”二句，第一句前两节押“幽”韵。“某拜稽首”在《诗经》中也有出现，如《诗经·大雅·江汉》中“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而《诗经·小雅·瞻彼洛矣》中“君子至止，福禄既同。君子万年，保其家帮。”一段也同蠡方彝上“不其万年，保我万邦。”含义相似。

紧接着，陈教授以“之子于归”为例，列出《诗经》中含有“之子于归”的篇目，分析这一《诗经》中的常用套语。陈教授指出，西方一些学者在研究《诗经》时受到古罗马史诗中“套语”运用的影响，错误地反推《诗经》中存在的类似套语运用可能反映其同样有口头传播的过程。而事实上，如果将《诗经·周颂》诸篇与金文比照来看，《诗经》中的许多成语在金文中也有运用。将《诗·周颂·清庙》与西周早期金文对读，《清庙》写道：“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其中“于穆”和金文中的习惯用法“穆穆”（春秋邾公牼钟邾公华）相同，都是描述先王德行，“肃雍”在金文中也有对应的用法“尗尗雝雝”（宗周钟），形容钟鼓和鸣声。由此可知，不应将两周金文中与《诗经》之〈雅〉〈颂〉部分的重合词视为金文对《诗经》的引用，这类惯用表达方式来源都是周人的宗教礼仪活动中所歌所诵的礼赞之词。

《诗经》、金文和先秦文献如《尚书》中出现的部分重合的成语甚至一直沿用到现代。如“万寿无疆”一词，据目前出土的文献考察，最早在西周中期的青铜器上有所记载，尽管西周早期也有“万年”、“无疆”的表达，但并未成“万寿无疆”或“万年无疆”四字词，这其中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形成过程，最终成为标准化、规范化的习惯性表达。陈教授提到，日本学者林巳奈夫（1925-2006）曾对商周时期的金文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将截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土的青铜器列表分析，在表格中他提到“子子孙孙万年永宝”和“其万年用”这类表述在西周昭王时期的铭文中较多出现，而到周穆王时期，就变成了“子子孙孙万年永宝用之”。陈教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发现在西周中晚期出现了新的常用表达：“永宝用享”，他认为这种变化的出现应出于押韵的考虑，“永宝用享”的前后句往往为“万寿无疆”或“眉寿无疆”，“享”与“疆”都押“阳”部字韵。此外，也有押“幽”部字韵如“万年眉寿”、“万年寿考”、“用享用寿”，或押“之（职）”部字韵“万年无朞”、“眉寿无朞”、“妥厚多福”。由此可见，从无韵到有韵，从多言到四言的转变大致发生在西周中期，巧合的是，商周时期的乐器发展历程与此相似，商代的乐器“铙”多为三件一组，少数为五件一组，周人则采用四声音阶（宫角徵羽），而编钟的双音钟则大致在西周中期投入使用。由此他得出结论：中国四言诗体的发展成熟时期是与周代贵族的祭祀生活密切相关，而其成熟时期很可能在西周中期，而这与周代雅乐在西周中期的成熟与标准化密切相关。

三、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的连绵词

连绵词的两字一般情况下不能拆开理解和使用是毋庸置疑的。但陈教授在细致阅读传世经典和出土文献时发现，部分连绵词的用法却并不一定遵循不可拆开的原则。并且，这一现象未引起学者足够的重视。

金文、《诗经》和先秦典籍中都有连绵词出现。这些连绵词有的是双声（如伶俐、倜傥），有的为叠韵（如苍茫、混沌），有的是双声叠韵（如辗转），也有部分为非双声非叠韵（如铿锵、葡萄），还有相对少见的重言连绵词（如悠悠、提提）。虽然在连绵词应如何定义这一问题上许多学者有不同观点，但学界普遍认可连绵词具有不可拆分的特性。早在清代就有王念孙在《读书杂志·汉书第十六·连语》中谈到连绵词不得分拆的特性：“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说者望文生义，往往穿凿而失其本指。如训流貤，则曰：无有差次，不得流行。”。然而陈教授在检查出土文献如战国竹简、青铜器铭文以及传世文献如《诗经》、《尚书》时，却发现这些文献中有刻意分拆的现象存在。

陈教授认为这种刻意的分拆可能是为了语言技巧的表达，或语言灵活性的显示。他举“婀娜”一词为例说明：“婀娜”或作“猗那”（与婀娜同音），在《诗经·商颂·那》中有“猗与那与，置我鞉鼓”，《诗经·桧风·隰有苌楚》有“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在《诗经·小雅·隰桑》中有“隰桑有阿，其叶有那”，在《诗经·卫风·淇奥》中有“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猗猗应为猗那演变而来）”，都存在将连绵词拆分的现象。从前有部分《诗经》鉴赏作品在将这些作品翻译为白话时，有将“猗”和“那”分拆的上下两句分别翻译的情况，造成了译文的不通顺。陈教授认为在解释诗歌内容时不应将其单独理解，而应仍把连绵词看作一个整体，并进一步指出，在这种拆分演变过程中，一些连绵词的含义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例如“逍遥”，在《诗经》中其内涵与“徘徊”、“优游”、“游衍”类似，与后世理解的“逍遥”不尽相同，与此同时，连绵词还能衍生出更多的连绵词，如从“逍遥”衍生出的“绍游”、“夭绍”等。陈教授又举例说明金文、《诗经》和先秦典籍中出现的连绵词还存在的另一个现象：连绵词常常用不同的文字来表达。例如“踌躇”一词，在甲骨文中为“踟跦”，在《诗·邶风·静女》中为“踟蹰”，在《易·姤》中为“蹢躅”，在《庄子·外物》中为“踌躇”。随后陈教授对相似的金文文献与《诗经》文本进行考察，他指出《虢季编钟铭文》与《诗经·周颂·载见》一篇多有相似，而虢季子白盘的铭文与《诗经·周颂·天作》的内容上也有相近之处。在详细论述后陈教授总结道，在很多情况下，看似文字不同的连绵词实际上是出自相同的成语，这可能是由于声音的转借及字形的讹衍而造成的语词的分化。对这些连绵词的变化形式的理解，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新出土的金文和简帛文字的一些内容，同时也能帮助研究者重新理解传世经典中的一些前人难解的或者误解的文句。

问答环节

01 主持人曲景毅副教授提问：连绵词在某种程度上是否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成语体现，并且对早期韵文的形成起到推动作用？

陈致教授回答：这类问题涉及到对连绵词和成语的定义，如果将成语定义为相继承袭的词语，那么连绵词理所应当归为成语，可以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进一步研究。反之，如果对成语的定义不能分明，则连绵词的归属也就出现了问题，也就无法继续延伸探讨。

02 印第安纳大学博士生冯驰提问：请问陈教授，金文中出现押韵和连绵词的目的是什么？

陈致教授回答：金文中出现的押韵和连绵词很有可能是为了祭祀时的韵律与节奏美感考虑。据礼书描述，祭祀通常为君主带领臣子或友邦诸侯进行的群体性活动，活动由专门的部门负责，其中有朗读颂词者，也有高唱祭歌者，而听众就是参与祭祀仪式的王公贵族与臣子们。

03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吕宗力教授提问：目前学术界对《诗经》中作品形成时间的断代方法有许多不同讨论，陈教授有何看法？

陈致教授回答：目前《诗经》的断代方法十分多样，个人认为从语言出发进行断代的方法较为可靠。这包括对《诗经》作品用韵用词等的研究和出土文献与《诗经》文本的对读研究。在对读研究中，金文文献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其与《诗经》几乎是同时期的产物。目前《诗经》的传世文本多为《毛诗》，其定本是在唐代，与其他的离散传世文献如“三家诗”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与《诗经》真正形成的时间有一定距离，因而很难有极其精准的断代，而多为推论和估计。

04 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李晨阳教授提问：复合词往往与美感有关，双音节词相较单音节词更具有音乐美。自然界的生成的声音有单有双，而人类却会主动创造双音节词语和“四言”、成语，这是否意味着人天性中对美感的追求？这种美感又是否为一种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陈致教授回答：复合词的出现可能是偶然，也有可能是受到祭祀礼乐和颂歌的影响，为了便于记忆和歌颂而从单音到双音，从无韵到有韵。但这是否是一种中国特有文化现象，仍有待商榷。英文中也有类似的双音节词语的现象，可能是为了表达的便利。

郑吉雄教授补充道：古人也对双音节词和复合词的来源进行过思考，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一篇的开头就写道：“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认为成双成对的音节和文体是自然所赋予的。但当今研究者不应满足于古人观点，应从文化角度、文体发展史角度和文学史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得出新的看法。

05 南洋理工大学访问博士生李连秀提问：《荷马史诗》中的套语理论是否与陈教授对《诗经》的研究存在关联？

陈致教授回答：本人实质上对将《荷马史诗》中的套语理论化用到《诗经》研究中的做法持反对意见。套语并不能完全反映其口头传播性质，虽然套语在《诗经》中十分多见，但据此并不足以推断《诗经》就是民歌。因为套语不仅仅在民歌中出现，也多见于祭祀用语、诗、辞等，将套语与民歌对应实际上窄化了“套语”本身的内涵。

參考資料

中华文学与文化在南洋